鄧小平時代 - 第1章

書名：鄧小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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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

和那些決心幫助一個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們

名家點評

這本書從不同的層次研究了變革與適應的問題，其核心是（鄧小平）個人面對一場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回應。他的核心事業圍繞着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實體的巨大變革——中國從一個混亂、絕望的農業社會轉變成今天的工業與製造業巨人。在本書中，傅高義出色的工作讓鄧小平的視角變得可信，讓中國的迷局變得可解，讓那些小角色都栩栩如生。

——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前香港大學校長，歷史學家）

這部重要的著作敘述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鄧小平的生平，令人印象深刻。鄧小平在經濟、政治及社會上對中國進行改革，其中一項偉大的成就，是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建立了外交關係。本書對此歷史事件有極精彩的描寫。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前美國總統）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名家點評

地圖　1980年代的中國

香港中文版序

香港中文版出版說明

前言　探尋鄧小平

導言　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

　　第1章　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

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

　　第2章　從放逐到返京：1969–1974

　　第3章　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1974–1975

　　第4章　在毛澤東手下規劃未來：1975

　　第5章　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1976

　　第6章　在華國鋒時期復出：1977–1978

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

　　第7章　三個轉折點:

1978

　　第8章　為自由設限：1978–1979

　　第9章　蘇聯和越南的威脅：1978–1979

　　第10章　向日本開放：1978

　　第11章　向美國敞開大門：1978–1979

　　第12章　組建領導班子：1979–1980

鄧小平時代：1978–1989

　　第13章　鄧小平的治國術

　　第14章　廣東和福建的試驗：1979–1984

　　第15章　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1978–1982

　　第16章　加快經濟發展和開放：1982–1989

　　第17章　一國兩制：台灣、香港和西藏

　　第18章　為軍事現代化作準備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

　　第20章　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第21章　天安門悲劇：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第22章　站穩腳跟：1989–1992

　　第23章　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1992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第24章　轉型的中國

　　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體會議1956–1992

　　注　釋

更多書籍

地圖　1980年代的中國

香港中文版序

傅高義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學做了幾十年研究中國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責任，不僅是教育哈佛學生，也應當致力於教育普通的西方民眾，因為和美國其他大學一樣，我們所得到的支持也來自大學以外的廣大公眾。

2000年我從哈佛退休時，決定專注於研究在我看來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1978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場變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這場變革。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因此我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他所面對的問題的性質，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協調各種不同的力量去達成那些不同尋常的變化。

鄧小平沒有留下可資史學家利用的私人檔案，很多重要決策也未公開。因此，研究鄧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決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麼，比起寫其他人的傳記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獻，包括已公開的資料如《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文選》和各種官方出版物，並對高級幹部的子女和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輕幹部進行了訪談。我也閱讀了與鄧小平共事的高層官員的紀念文字，使用了外國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會見過鄧小平的外國人的記錄。我還感到有責任儘可能運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機會，去理解鄧小平及其時代。我也有機會訪問一些其他外國人不容易接觸到的西方官員。

幸運的是，我這本書得到不少好評，尤其是來自那些對鄧時代的中國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見過並了解鄧小平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然而我相信，細心的讀者應會看到我確實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並且為許多對鄧持批評立場的人提供了有助於他們理解鄧小平言行的事實依據。我也確實講述了鄧小平批評者的意見和他們批評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儘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我並沒考慮出版時機，我打算寫完之後就出版。不過我認為它的出版時機還算幸運。假如在天安門事件後的最初幾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對鄧小平的敵意會使他們難以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鄧為已發生的變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從1989年6月4日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相信大多數西方人對天安門事件有了足夠客觀的態度，使他們願意思考鄧的歷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嘗試一樣。

儘管這本書主要是為西方人而寫，我依然樂見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華人讀者對它有興趣。我從31歲開始研究中國，許多有見識的中國人與我分享了他們的經歷與認識，使我受益匪淺；但我本人對書中所講述的事件，卻沒有他們作為過來人的那種親身體驗。中國有句俗語叫「旁觀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時可能比當事人更為客觀。很多有過痛苦經歷的中國友人向我坦承，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他們難以做到客觀，所以很想聽聽從事學術研究的局外人儘量以持平的立場提出的看法。很多喜歡網上閱讀的中國友人意識到，網絡上不斷重複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對1978至1992年發生的事情儘量做到客觀，儘可能排除各種謠傳，採用信實的材料，我希望我的這一努力將有助於海內外中國人儘量客觀地理解中國的發展。

中國國內的現狀尚不成熟，使中國學者還難以寫出一本客觀全面的研究鄧小平的著作。他們中有很多人比我更了解鄧小平生活與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國大陸的學者未來寫出這樣一本書之前，我的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在書中記述了鄧小平的積極貢獻——他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大力削減軍費，增強法律的作用，擴大普通民眾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我希望這對致力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維持中國與外國良好關係的人們有所助益。

2012年3月

香港中文版出版說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的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對鄧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顧，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全景式描述。該書雖從鄧1904年出生寫起，但敘述重點為鄧1977年復出之後的政治生涯，縱貫鄧時代的起始、展開、挑戰和終曲，故香港中文版定名為《鄧小平時代》。

本書由馮克利先生翻譯，前後歷經兩稿。2010年秋作者完成英文初稿後，譯者進行第一輪翻譯，作者據該譯本延請多位中國學者專家閱讀，繼而根據反饋意見對英文原稿進一步修改。及至2011年秋本書英文版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前，譯者再度根據英文編輯定稿進行第二輪翻譯。鑑於工程浩繁，蒙作者和譯者認可，本社編輯部承擔了本書譯校工作。譯校力求秉承作者嚴謹的學術作風，同時尊重譯者的翻譯風格。

本書的翻譯原則是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間尋求有效平衡，即在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大前提下，適度保留直譯元素和翻譯色彩，以使中文讀者得以相對直接地分享作者特有的概念、分析思維和學術視野。例如：將「the

radicals」直譯為「激進派」，而不採用中文特定語境中的「極左派」；將「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譯為「建設派」、「平衡派」，而不譯為「改革派」、「穩健派」。

本書編輯過程中，對廣泛涉及的各類中外文獻進行了嚴格查考。對直接或間接引自中文文獻的引文，力求恢復原始文獻中的記述；對引用的外文文獻，儘可能覆核出處。對部分有中文版的外文文獻，一併提供中文版出版信息。在注釋處理方面，所引用的中文文獻全部復原為中文，英文文獻則保持原狀，其中常用英文文獻的縮寫一併保留，例如SWDXP–2，即《鄧小平文選（1975–1982）》英文版（詳見本書注釋部分的英文文獻縮寫對照表）。本書索引以邊碼方式從英文原著，以便有研究需要的讀者查閱。

本書在翻譯、校訂、編輯、出版過程中有幸得到熊景明、陳方正、肖夢、南希（Nancy

Hearst）、竇新元，以及北京三聯書店董秀玉、李昕、舒煒、葉彤等諸多人士的大力協助與支持，謹表謝忱。

本書編輯完成後，又榮幸地得到孫萬國先生的全面審讀和修訂。孫萬國先生在訂正錯訛、復原中文文獻、補充史料等方面貢獻甚巨，專此致謝。

本書在內容上完全忠實於英文原著，並經作者核實後對英文版疏漏之處有所訂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擁有本書中文翻譯版權，其他所有繁、簡體中文版均以此譯本為母本。

2012年4月

前　言

探尋鄧小平

2000年夏我在韓國濟州島。一天，悠閒地用過戶外晚餐後，我心情放鬆地對我的友人、20世紀美國最了不起的東亞事務記者之一唐・奧伯多弗（Don

Oberdorfer）說，我就要退出教學工作，想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了解亞洲的重要發展。很多人都說，我在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於美國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領袖對1980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準備。那麼，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做點兒什麼最有益於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未來的發展呢？唐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一直進行亞洲事務的報道，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應該寫鄧小平。」思考了幾周後，我斷定他說得對。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寫鄧小平並非易事。1920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文革期間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錯誤記錄，但沒有找到任何書面證據。為正式會議準備的講話稿均由助手撰寫，有記錄可查，但其餘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因為鄧只靠記憶就能做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條理分明的講話。此外，就像黨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嚴守黨紀。即使在文革期間和妻子兒女下放江西時，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談論黨內高層的事，儘管他們也是黨員。

鄧小平批評那些自吹自擂的自傳。他沒有寫自傳，並且堅持別人對他的任何評價都「不能誇大，不能太高」。[0-1]事實上，鄧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過去的經歷。人們都知道他「不愛說話」，出言謹慎。因此，相比於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

遺憾的是，我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會面並交談。1973年5月，我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成員初次去北京訪問時，見過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沒有見到鄧小平。那次訪問給我留下的最強烈印象之一是，鄧小平剛剛結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層內部正對此事議論紛紛，對於他將擔任某種重要角色並帶來重大變化抱有很高的預期。擔任什麼角色？帶來哪些變化？我們西方人都在猜測，但誰也沒有預料到後來20年中國行將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國的未來會在多大程度上被這位非凡領導人的努力所推進。

我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當時我離他只有幾步之遙。這個招待會是一次盛大的集會，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界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我們參加招待會的很多人已相識多年，過去常在香港見面——當中國對大多數西方人緊閉大門時，香港是中國觀察家聚會的重要地點，在那裡我們分享最新消息或傳言，力圖穿透竹幕。而我們中一些人已久未謀面，於是熱切地攀談敘舊。此外，舉行招待會的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十分糟糕，不是個適合演講的地方，從擴音器中完全聽不清鄧小平和譯員在說些什麼。於是我們這群聚在一起的中國觀察家同行朋友繼續着自己的交談。據接近鄧小平的人說，這群嘰嘰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惱。然而他給我們大多數在場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對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的中國聽眾一樣念着講稿。

因此，我要了解鄧小平，就像一個歷史學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題一樣，只能通過研讀文字材料。而關於鄧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種不同的紀事。儘管鄧小平告誡寫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歷史寫作中，褒揚英雄、貶抑他人的傳統在中國依然流行。由於另一些官員也會有秘書或家人寫一些溢美的文字，細心的讀者便可以對這些不同的記錄進行比較。黨史專家中也有一些出於職業責任感而秉筆直書的人。

隨着更多黨內檔案的公開，未來將有更多寫鄧小平的書。但我相信，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而言，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寫作時間。很多基本的年譜資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大量回憶錄已出版，況且我還有一個以後的歷史學家無法再有的機會：我得以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會面交談，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從文字材料中獲得的見解和細節。過去幾年中，我總共花了大約12個月的時間在中國、用中文採訪了那些了解鄧小平及其時代的人。

就研究鄧小平事跡的客觀記錄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獻是《鄧小平年譜》：2004年先出版了兩卷，共計1,383頁，從官方角度記錄鄧小平從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幾乎每一天的活動；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計2,079頁，記述1904年到1974年鄧小平的生平。由黨史學者組成的編寫這部年譜的班子可以接觸到大量黨內檔案，並力求做到記錄準確。年譜不提供解釋，不進行褒貶，不作揣測，沒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題，也不提政治鬥爭。不過，它對於確定鄧小平曾在何時跟何人會談，以及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之間說了些什麼，都大有幫助。

鄧小平的很多重要講話經過編纂整理後，收入了官方的《鄧小平文選》。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關於鄧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記錄，儘管，極為關鍵的是，仍需要參照當時國內和國際事件的大背景對之做出詮釋。有關陳雲、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和文章的編年資料同樣很有幫助。

最有助於深入理解鄧小平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毛毛）所寫的有關復出之前的鄧小平的兩部書。它們是根據她的個人回憶，她對了解鄧小平的人的採訪，以及中共檔案寫成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鄧榕一般都會陪同父親外出。儘管鄧小平不跟家人談論高層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國家形勢，所以足以領會和理解他關切的問題和考慮問題的方法，其中有些東西也只有他們看得到。其中《我的父親鄧小平》講述了1949年以前鄧小平的經歷，另一部《鄧小平：文革歲月》記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間她陪同父母從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歲月。她在書中明顯表露出對父親的感情和崇敬，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講述了很多細節，揭示了不少鄧小平的品格和態度。事實上，考慮到黨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繪一個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經是驚人地坦白、開放和具體了。她在寫這些書時得到了黨史學者的協助，由他們核對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寫作仍在繼續，正在寫建國初期鄧小平的活動，但還未寫到1973年之後仍很有爭議的時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幾次長時間採訪，對她所寫的內容進行補充說明。

在我扎進大量中文文獻之前，有些英文著作為我研究鄧小平時代提供了很好的起點，但除了孫萬國和弗利德里克・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的著作外，它們大多撰寫於為紀念鄧小平百歲誕辰而出版的年譜和回憶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鮑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Maurice

Meisner）、錢其琛、陸伯彬（Robert

Ross）、阮銘、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偉斯、孫萬國和于光遠。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聰明幹練的英國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0-2]。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歷，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文筆極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學者中間，鮑瑞嘉對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做了最為細緻的研究，寫成Burying

Mao（《埋葬毛澤東》）一書。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做出版之前可見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報道，我則極少使用，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故而很難評價其可靠性。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他的The

Deng

Xiaoping

Era（《鄧小平時代》），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作為背景研究了鄧小平。我在費正清研究中心長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國播種民主：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一書中，回顧了鄧小平時代不斷變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僅有出版物，還有她跟書中所記的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交談。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0-3]的作者阮銘在1983年被黨內保守派清除出黨之前是中央黨校的研究人員。他流亡美國後，激烈批評了那些拖改革後腿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0-4]的作者錢其琛，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擔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他的著作對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豐富的記錄。幫鄧小平起草過三中全會講話稿的于光遠，在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0-5]一書中講述了這個歷史轉折點。由於我參與過這兩本書的英譯本編輯工作，所以有機會同這兩位和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前官員進行補充性討論。

已故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是一位記者，也是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皇帝：毛鄧時代的中國》）的作者。毛澤東去世不久後他有機會見到中國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雖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鄧小平和三線工業的關係——顯示出嚴重誤解，但他較其他記者而言接觸到更多材料，並且講述了當時人所不知的新鮮觀點。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鄧小平上台時擔任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主編，1992年鄧小平退出權力舞台不久後，他召集一些學者對鄧小平及其時代進行評價，並把這些評價文章收入了他編的Deng

Xiaoping（《鄧小平》）一書。

泰偉斯和孫萬國為寫作他們的三卷本著作，較之所有西方學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這個時期的中文文獻。他們出版的第一卷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時代的終結》）的時間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們仔細評估關於各種事件的不同解釋，旨在以極為細緻的方式釐清基本事實。孫萬國在過去20年裡致力於探究這個時期的每一個重要事實，其堅持不懈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人。後來他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核對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錯誤、建議補充說明及推薦關鍵性著作。

傅士卓所著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國改革的困境》）是有關這個時期經濟論戰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陸伯彬寫了幾本研究這個時期外交關係的傑作。窮數十年之力研究中國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撰寫過三卷本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0-6]，並與沈邁克合着講述文革史的Mao’s

Last

Revolution[0-7]。我認識所有這些作者，並就鄧小平及其時代與他們進行過交談。他們總是慷慨地對我補充他們書中所述，使我對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已經面世的中文資料浩如煙海，即使最傑出的中國學者也無法全部閱讀。從1990年代開始，又可以從中文互聯網上獲得爆炸般增長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許多研究助理的協助，其中尤其應當提到任意和竇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廣東改革派領導人。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既有個人經驗，又具備學者從歷史文獻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竇新元兩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幫我搜集大量材料，並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場的中國人的感受和行為。姚監復曾是趙紫陽領導下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官員，也花了數周時間閱讀我手稿中有關經濟的章節。

中文互聯網是查詢人名和日期這類問題的難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難區分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臆想或趣聞。如果互聯網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沒有註明來源，我會儘量核查原始出處，或至少在採用前將之與另一些資料進行比較。這樣做時，我發現China

Vitae是一個有關在世的中國官員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網站。

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官員所寫的回憶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三卷本的《回憶鄧小平》是這類文獻中最好的文集之一，類似的文集還有三卷本的《鄧小平人生紀實》。《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這兩本出色的雜誌發表了很多與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人撰寫的文章。《炎黃春秋》是由既了解內情又有改革意識的前任高官主辦的刊物。從保守派官員鄧力群所寫、出版於香港的《十二個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所——這個由他建立的研究所，為很多研究建國後重大事件的歷史著作提供了條件——的未發表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另一種觀點。

還有很多有關這個時期的所有關鍵人物——包括陳雲、谷牧、胡耀邦、萬里、葉劍英和趙紫陽——的文獻，往往是出自優秀的記者之手，他們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視角。最出色的記者所寫的有關鄧小平的著作是楊繼繩的《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官方歷史如《陳雲傳》，雖經過精心編輯，仍是以文獻資料為基礎。朱佳木談陳雲的書（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着：《陳雲》）雖然簡略，卻得益於他為陳雲當過五年助手的經歷和他本人的細心研究。除了《鄧小平年譜》外，還有一些官方為陳雲、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其他一些與鄧小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高官編訂的年譜。

另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是有關1949年後中國歷史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該書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國大陸的學者撰寫，包括高華（已故）、陳東林、韓鋼、沈志華、蕭冬連等人。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為這個時期客觀全面的學術研究樹立了新的標準。

雖然中國政府已大大放寬了人們的寫作空間，但大陸一些知情的局內人所寫的東西仍被認為爭議太大，無法在大陸出版。香港的出版業則更加開放，因此很多這類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豐富的是鄧力群、胡績偉、楊繼繩、趙紫陽和宗鳳鳴的著作。在寫過回憶錄的改革派官員中，有《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他寫了《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譜，但他大陸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兩部篇幅浩大的年譜，一部是盛平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另一部是鄭仲兵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還有張黎群等人所寫的三卷本《胡耀邦傳》，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匯編了四卷本的文集《懷念耀邦》，編者為張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方面，胡耀邦的女兒用「滿妹」的筆名發表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趙紫陽1989年後被軟禁在家期間，設法記錄下他的個人經歷和觀點，並被譯成英文以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0-8]為書名出版，編者是鮑朴、蔣悅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年之後，趙紫陽與之交談時間最長的局外人是宗鳳鳴，他寫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趙紫陽並未授權宗鳳鳴寫下這些回憶，但他授權出版並親自審閱了與記者楊繼繩進行的三次主題集中的談話記錄，該記錄發表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這些著作包含對鄧小平一些做法的嚴厲批評，提供了有別於大陸出版文獻的富有價值的視角。

我還觀看過記錄鄧小平的講話、會見、出訪以及與家人休閒的記錄片。我的研究助理還應我要求翻譯了一些俄文文獻。

除了上述有關鄧小平時代的一般性著作，我還使用了很多與本書某些特定問題相關的專業文獻（見注釋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獻的線上目錄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國的短期訪問外，我也有數次在北京較長時間居住的經歷：2006年住了五個月，2007年一個月，2008年數周，2009年一個月，2010年數周。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三類知情人士：黨史專家、高幹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幹部。除了幾位會講英語的中國人選擇用英語交談，其他訪談都是直接使用漢語，沒有翻譯在場。具體而言，我受益於同朱佳木、程中原、陳東林和韓鋼的深談，他們都是專治黨史的傑出歷史學家。我也採訪過鄧小平的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兩個子女（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兩個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此外我還採訪過陳毅、紀登奎、宋任窮、萬里、葉劍英、余秋里和趙紫陽等人的子女。他們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出言謹慎且深懷孝心。他們的具體回憶令人感受到他們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氣息。

我採訪過的前任官員中既有鄧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嚴厲批評者。後者認為鄧沒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識分子，悲劇性地喪失了推動政治改革的良機。有些人是曾與鄧小平共事或在鄧手下工作過的著名官員，包括前外交部長黃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前副總理錢其琛和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所有這些官員都已退休，這使我們之間的交談可以比他們在任時更為放鬆。

我還受益於對一些有才華的退休官員的採訪，他們曾為鄧小平工作過，其中有些人現在還在給《炎黃春秋》寫文章，如杜導正、馮蘭瑞、孫長江、吳明瑜、楊繼繩和已故的朱厚澤。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時受到過批評或警告，但大體上他們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機會採訪中國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學者。與那些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黨政幹部相比，即使是身為黨員的學者一般也不太了解黨內的事情，但他們往往有機會認識一些要人，有些人閱讀廣泛並仔細研究過可以看到的文件。

雖然一些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都在研究黨史，如中央黨校、幾所大學和當代中國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員最多、文獻最豐富、接觸黨內資料最便利的部門，還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轄下的中央文獻研究室。該機構的大約15名工作人員編寫了《鄧小平年譜》。此外，目前還有大約15人正在編寫官方的鄧小平傳，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完成。

多年來，我在哈佛有機會與諸多來訪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交談，他們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傑出的政治異見人士，他們極有才幹，富於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在1980年代與黨的正統發生衝突。我同陳一咨、戴晴、高文謙、已故的劉賓雁、阮銘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談均使我受益匪淺。我也跟天安門「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王丹有過交談，還和曾因1978年在民主牆貼出著名的大字報「論第五個現代化」而被判刑15年的魏京生交談過。我也跟較年輕的前官員，如吳國光、吳稼祥（後來回到北京）和郁奇虹進行過交談，他們都曾在中央機關工作過。我也從在北京和哈佛結識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樊綱、盧邁和錢穎一那裡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人外，我還採訪過鮑朴、儲百亮

(Chris

Buckley)、陳方安生、陳廣哲、陳昊蘇、陳開枝、陳偉力、陳先奎、陳小魯、陳元、陳知涯、鄭在浩、鄧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賴斯代爾（Peter

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潤生、高華（已故）、高尚全、高西慶、龔育之（已故）、顧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曉江、黃平、黃仁偉、紀虎民、江綿恆、金沖及、劉遵義、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劉亞偉、陸恭蕙、龍永圖、盧躍剛、羅援、馬立誠、馬沛文、馬誠禮（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單少傑、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孫剛、曾蔭權、萬叔鵬、王建、王軍濤、王雁南、王毅、吳敬璉、吳南生、蕭冬連、熊華源、嚴家其、楊成緒、楊啟先、楊天石、葉選基、葉選廉、葉劉淑儀、余曉霞、曾彥修、翟志海、章百家、張國新、張顯揚、張星星、張新生、張穎、張蘊嶺、趙樹凱、鄭必堅、鄭仲兵、周明偉、周牧之、周琪和朱啟禎。我感謝所有幫助過一個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和熟人。不過他們對我的任何觀點都不負有責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據所接觸的各種資料而做出的最佳判斷的產物。

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我去鄧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點分別小住過數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廣安縣，他打過八年游擊戰的山西太行山，1949年到1952年他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和成都，以及1930年代初他生活過幾年的江西瑞金。我還走訪過上海近郊陳雲的出生地青浦。每到這些地方，當地學者和幹部會向我深入講解博物館裡的資料和實物，有助我在當地環境中理解鄧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與前總理李光耀交談，他對鄧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亞於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我也訪問了前總理吳作棟、前中國沿海經濟開發區顧問吳慶瑞和總統納丹（S.

R.

Nathan）等官員。我還與一些學者進行過長談，尤其是王賡武、黃朝翰和鄭永年。在香港，我會見過楊振寧和鄭維健，後者與其岳父包玉剛同往中國大陸時，曾多次見到鄧小平，而包玉剛這位香港船王跟鄧小平見面的次數多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大利亞，我有幸與前總理羅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駐華大使羅斯・加諾特（Ross

Garnaut）、前外交部官員理查德・賴格比（Richard

Rigby）、羅傑・尤倫（Roger

Uren）等人交談。此外，我去莫斯科時會見過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國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寫過一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亞歷山大・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一位細心嚴謹的學者，目前在美國教書，熟諳有關毛澤東和鄧小平以及謝爾蓋・齊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語文獻——與他的討論使我尤其受益。

我還數度前往英國，尋訪對鄧小平有特別見識的人，故與前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理查德・伊文思、前任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進行過交談。我還在北京會見過前駐華大使安東尼・格爾斯沃齊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也有過交談，並多次與香港和北京談判小組的成員之一邵善波座談。

我在日本與之進行過交談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國廣道彥、谷野作太郎；還有日本外務省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畠中篤、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島裕、東鄉克彥和渡邊宏二等博學之士。我還同日本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專家做過交談，特別是平野健一郎、川島真、國分良成、毛里和子、添谷芳秀、高木誠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彥、辻康吾、矢吹晉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這兩位日本的中國問題學者使我受益尤多，他們也是本書日文版的翻譯。益尾知佐子寫過一本論述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傑作，她協助我搜集日文文獻，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見過鄧小平的美國官員進行過交談，包括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他們都是1979年與鄧小平有過關鍵性會面的人物；還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過交談，他們曾是負責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白宮要員。尼克松的女婿、曾跟岳父一起見過鄧小平的愛德華・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憶。我還同一些前美國駐華大使交談，包括恆安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潔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喬・普理赫（Joe

Prueher）、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尚慕傑（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與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些任職於白宮、國務院或美國政府其他部門的中國問題專家交談，他們是阿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費舍爾（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爾（Charles

Hill）、凱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麥卡希爾（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勵德（Nick

Platt）、容安瀾（Alan

Romberg）、芮效儉、索樂文（Richard

Solomon）、斯皮爾曼（Doug

Spellman）、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沙特（Robert

Sutter）、宋賀德（Harry

Thayer）和湯姆森（John

Thomson）。我過去的兩名學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劉美遠（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從事報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們的時間和見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白麗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獲得各種有關人與事的信息的一個絕佳來源。我還訪問過鄧小平的四位翻譯：冀朝鑄、施燕華、唐聞生與已故的章含之。

我還受益於仔細閱讀過本書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凱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賽奇（Tony

Saich）和沈大偉。還有一些人細心閱讀過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榮幸，他們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葉敘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爾斯坦（Mel

Goldstein）、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藍普頓（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麥卡希爾、芮爾登（Lawrence

Reardon）、陸伯彬、芮效儉、撒母耳斯（Richard

Samuels）、索樂文、宋怡明（Mike

Szonyi）、懷默霆（Martin

Whyte）和賴特（Dalena

Wright）。（閱讀過第18章手稿的人見該章列表。）中國的一些黨史專家，如陳東林、程中原、韓鋼、齊衛平、沈志華、蕭延中、楊奎松和朱佳木，也閱讀過先前被譯成中文的手稿，幫助改正了一些錯訛之處。不過，只有我本人對尚未糾正或在他們閱讀後仍未發現的錯誤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