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 -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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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

作者：龍應台

安德烈

龍應台序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沉，透着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着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着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着手機，手指，忙着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賬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沉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里，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里，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着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盪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序

Connected

to

You

親愛的MM：

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

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在線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了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着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愛你的

安德烈

2007年9月26日

一、十八歲那年

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喘氣，剛剛賽完足球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假會去意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美國大學的入學數據。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里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可是從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歲。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象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里，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着一串小豬出來遛達。海風挾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五年後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高速公路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燦。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那時，已經二十三歲，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人家的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里的魚蝦也成群結隊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里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里拌着死雞死狗的屍體。整條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熱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難說是自然的消毒還是加速屍體的腐化。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表演」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家帶着凳子和扇子去廣場上看戲，年輕人卻在家裡背書，準備永無歇止的考試；歌聲從劣質的擴音器傳來，日日夜夜像轟炸般無從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飄着一股尿臊，揉着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聲地說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你知道，我們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所以人們就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颳起來了，七零八落的東西滿天飛。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里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燒廢棄的電纜；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我們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就等於永遠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齊耳的直發。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滿到你根本看不出裡頭有什麼。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還附帶賣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大吃一驚，說，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安德烈。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了，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我後來去留學的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被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大學爆發了

「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布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你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嗎，M？

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點嗎？

那個

「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是剝奪還是給予？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里，我面對黑白價值的顛倒，觀看權力的更迭，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事情被顛覆、被滲透、被「現代化」、被

「後現代化」、被複雜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欲望的偽裝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雖然艱難卻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