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 - 第1章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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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龍應台

自序:我的第一本書

《啊,上海男人!》結集成書了,才發現,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在《文匯報》發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載」。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占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台灣;1995

年以後,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台灣,四十給中國大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範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遊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風格。

1995

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

世紀,生命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里有三場論戰,分別發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的上海話!這裡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台灣以及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並不曾解決任何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於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這裡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了在不同文化氛圍里的人們對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麼程度。大陸人和台灣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彙:解放、女權、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異。這場關於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徵。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之後,一位當地作家說,一夜之間「龍應台變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文字能使一個人成為「人民公敵」,還真是對文字的高度讚頌。新加坡人和中國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以及留美華人都加入了這場論戰,每一個人都因為見證過不同的歷史而對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處在相對閉鎖的社會裡,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識,我們如何形成判斷?一個人若對自己毫不懷疑;他又如何能傾聽別人、與別人對話?可是認知不同豈止限於文化與文化之間?畫家何懷碩與我同屬一個社會,而且是朋友,卻也可以爆發一場小小的辯論。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制和一個民主體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發揮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英雄;在後者,他覺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間悖論在於,英雄時代的他本來就致力於社會由專制轉向民主,轉向成功之後,他卻悵悵然找不到自己!我們之間的爭執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經驗的價值變遷。

沒有一場爭論是我事先設計、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場爭論對我個人都有一個震撼:如果沒有理性和知識作為基礎,任何討論都只是口沫橫飛的幼稚爭吵而已。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知識程

度來衡量吧。有一個念頭總使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沒有能力看見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涼的,除非你在裡頭恰好碰上幾個可愛的人。《文匯報》的《筆會》為我打開一片繁花似錦的世界——在一個寫作者的眼裡,醜陋也是美麗的——我為這樣的機緣覺得謙卑而感謝。

第1

節 初識——給上海讀者

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里。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書店裡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着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着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

月1

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里,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

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着等》——」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我說:「我知道。」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着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我仍舊捧着鮮花,看着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裡有捧着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着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麼又看見了什麼?他們害怕着什麼又追求着什麼?他們有什麼樣的幻滅又有什麼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象他們生活里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麼看見了什麼,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嘆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歷史的長廊里,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潦繞。

(原載1996

年6

月19

日《文匯報。筆會》)讀者來信(一)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

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的關係,現在看什麼都容易忘。只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麼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

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裡很窮,想看書時只是去新華書店櫃檯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么小,連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儘管還有些這方面的靈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只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裡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永遠前進寶冶讀者1996.6

讀者來信(二)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

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